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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套历史叙事，都要把联系史实从其原来所在的语境抽离出来，重新扬弃，连续于合并主题之下，俾其呈现出一种举座递次。经过这种整合，我们平庸领会的“历史”才得以形成。关联词“整合”也有不同。一流史家既能用一个宏不雅主题障翳全局，又能照拂到每一处微不雅风景原在的端倪；有些东谈主则习气于下强硬地选择后见之明去厘定当初的有谋划，把画虎类狗说成洞若不雅火。由此，原来仅仅摸着石头过河的历史就成为一条廓清坚定的直线，仿佛自天地洪荒开yun体育网，万物滥觞，就朝向一个既定方针前进。

关联词回到历史现场，面临多样可能，多数东谈主都仅仅一派落叶，被来自各个地点的微风、阵风、大风、飓风吹过来，卷夙昔，不知下一步飘向何方；其行动也多半是若即若离，不解底里，仿如试试看、撞大运。天然，也会有信念、宗旨、意志、动机，但这些“自主”因素也不外仅仅历史的塑造力量之一：可能告成，也可能失败。历史莫得底牌，无东谈主担保，靠的是随时调动的多样力量之间的竞争、合作、置之不睬。在运谈的走向变得廓清之前，一切都有可能。是什么栽培了结局？参与者的回答偶然愈加可靠，反而可能因身在局中而愈发懵懂。

瑞士作者于尔克·舒比格写过一册小书《本日下还小的时候》。这很惹东谈主深念念：天下还小的时候，一切都和长大了不同。历史不也有小的时候？历史小的时候，一切都还未知，天然和长大了不同。可惜的是，一朝此一时，许多东谈主就常会健忘历史原来的情势。因此，当读到西北大学原党委文书、校长郭琦的回忆录《千帆过尽一书生：郭琦口述历史》，我坐窝感到这是一个独特的坦诚之东谈主：他莫得健忘，也肯于面临我方的“当初”——那时，历史还小的时候……

撰文 | 王东杰

“一叶识春秋”为书评周刊专栏，我们特邀清华大学历史系王东杰素质，从中国近代史上中式一些被前东谈主忽略或遗漏的、莫得受到弥散关注的文献，并加以解读，以详情20世纪中国历史/念念想史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七期

郭彤彤

《千帆过尽⼀书⽣：郭琦口述历史》

作者: 郭彤彤

版块: 西北⼤学出书社 2024年12月

本书是郭彤彤整理其祖⽗回忆⼀⽣的⼝述历史记载。全书分为落魄篇，上篇以时期为印迹，基本嚢括了郭琦40岁以前的资历，移交了⾃⼰家庭出⾝、修业成⻓、选择⼈⽣谈路，如何从⼀个巨室⼦弟在旧社会⺠族压迫下醒悟，出动到义⽆反顾地成为⼀位共产党员的历程，以及从事党的多样⼯作⾄自如初期⼀段的资历。下篇主若是讲郭琦在陕西师⼤和西北⼤学二十八年从事⾼等学校陶冶的处理实践资历与⼯作反念念、教导追想等。

“一叶识春秋”的更多内容，详见：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郭琦其东谈主

郭琦1917年生，四川东谈主，1936年毕业于四川省立一师，当了几个月的小学磨真金不怕火，旋于1937年考入四川大学汉文系。此前，他已加入中共指导的中华英才自如时尚队，作念了分队长。1938年3月到达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11月回到成都，在川大酬劳学籍。1939年4月履行入党手续，担任川大文体院党支部文书。1940年7月再赴延安，参加后生干部学校高等班。毕业后在中央财政经济部、中共中央接洽院、西北局、中共中央宣传部职责。1957年3月调任西安师范学院副院长、党委副文书，1960年5月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委副文书，1977年任西北大学党委文书、校长，1983年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委文书、院长。1990年归天。

一句话，郭琦是个“老立异”——天然这个标签并不对乎他的联想。这本口述史是其孙女凭据他1989年10月所作念自述的灌音整理而成，是以我们不知这个书名是郭琦我方拟定，如故整理者的道理。不外，郭琦的自我认可的确是个“念书东谈主”。但我仍认为，“老立异”三字更能综合他的东谈主生教导，他的这本书不错成为“立异史”的分析对象。郭琦在其中展示了他和他的一又友们是怎么“走上马克念念主义谈路”的，内部隐含了不少不错进一步分析的印迹，领导我们防范到历史中那些尚未“妾因素明”的时刻：它们好比“一地鸡毛”，需要缓缓清扫——也许扫着扫着就理出了头绪，但这头绪乃是“高手偶得”，而绝非自始就有一个齐备规画。

郭琦。图源：西北大学官网。

左翼后生

郭琦“走上马克念念主义谈路”，有四个要津因素。开端是救一火——这是那时“参加立异”者共同的谈路。郭琦读初中时碰到九一八事变，又听过一位东北流一火后生的演讲，颇为惊骇：“日本东谈主怎么把中国东谈主搞得那么惨，我们的戎行，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挣扎膝，老庶民也挣扎膝，想欠亨”。这是一种相等直不雅、浅近的印象。但从此他“运行终点关注报纸”（“以前，基本上不看报纸，阿谁时期的初中生，看什么报纸？”），和同学究诘“怎么唤起大众的抗日热诚”，还一谈组织了宣传队，下乡宣传，却发现听众对心情澎湃的演说其实没什么兴味，倒是唱歌、拉京胡、演出打篮球更能蛊惑公共防范，关联词这不但近乎“跑船埠卖艺”，况且老庶民“看完也就罢了”，并未达到配合抗战的主义。深嗜的是，那时他们只会唱《赤子郎》《采槟榔》《教我如何不想她》——“拿这类歌曲在社会上宣传抗日救一火，看起来还真实尴尬其妙”，关联词他们那时并不以为，如故“憋足了劲”把这些歌给“吼”出来。

从抗日救一火到“走上马克念念主义谈路”之间，第二个机会是念书。在师范学校本事，几个好念念考的同学自愿组织了一个念书会，“一大功能即是哪个同学看到什么好书了，拿出来推选给大家”。就“在这个疏导的历程中，有一些马克念念主义方面的册本在同学之间运行流传了”。天然，此时的马克念念主义对郭琦来说也仅仅无边“新天下”之一，并不具有无出其右的地位。比如，他从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中“知谈了休谟、康德、黑格尔、马克念念，阿芬那留斯、马赫这些东谈主，运行到处找这些西方玄学家的书，前俯后合地拿来看”。由此读了许多德国古典玄学的著述，“依着原来念书会的动作，我疏导给同学，有些同学就不可爱，而同学可爱的，我又不大可爱，即是这个情势”。

不外，参加念书会确乎是郭琦念念想形成的一个要津措施（这种体式在阿谁期间许多东谈主的念念想转向中演出了遑急作用。郭琦所在的念书会仅仅一些志同谈合者的自愿组织，而许多念书会执行上即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有东谈主特意向他推选马克念念主义著述：比如自后作念过重庆市总工会主席的张显仪就对郭说，“你看康德的有啥子道理吗？我给你借本书，好得很”——于是就“塞给我一册《国度与立异》，说看完顺利还给他，他那处还有呢”。然则那时的张并非共产党员，他的书都来自侯方岳，而侯也仅仅一个“正在寻找共产党组织的当先后生”。张、侯转来的书多是“提高类的小册子，见不到马克念念主义的经典著述”。学问欲旺盛的郭琦食髓知味，天然难以就此知足。

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苏联政事动作家，文艺探究家，剧作者。一世著述丰富，门类欢叫，波及玄学、历史、陶冶、科学、应答、建筑、文艺等。在文艺限制，他不仅创作有诗歌和脚本，翻译过作品，况且撰写了两千多篇文艺探究类文章，涵盖文体、音乐、跳舞、绘图、雕镂、电影、好意思学等。

另一位同学李碧光在此时为郭琦提供了匡助。“他这个东谈主，好像天生就能和东谈主搞好关系。在社会上亦然，暴露许多东谈主，接续给我们讲些社会上的事情，三教九流的，兼容并包。他问我，你看这些书还不够？立异道理其实就那么多，天天耽搁在看书上，还怎么抗日救一火、规复东北？”不外，李碧光如故找到了共产党东谈主杨伯恺，为郭琦找到了一册《国度与立异》、一册《成本论》第一卷上册。妙的是郭琦认为《国度与立异》“莫得必要保存”，想要退掉，李碧光却向他要书钱。郭莫得钱，坚握要退掉这本书，而李碧光竟然把它高价卖给了另一位同学——“他说，那龟女儿有钱，到处找这些书，找不着，我高价卖给他了。”李、郭拿着这些钱去吃了红油抄手。

这几段回忆颇可属意。昭着，李碧光此时亦然一位左翼后生，况且因为比较“社会”，颇有些门谈，认得像杨伯恺这样的分量级东谈主物，但他似乎并不行确知他们的具体身份。因此他和郭琦，“还有省立第一师范其他的同学比如邓成泽、张万禄、胡绩伟等，那时在一谈，还都测度过学校里谁是共产党。但莫得法规”。李碧光高价把《国度与立异》卖给感兴味的同学，天然也不是党员作念派，昭着莫得宣传马列的道理，更像缱绻勃勃的商贩——看来杨伯恺也莫得把他看作我方东谈主，而是卖书收钱，公务公办。同期，李对“立异”的意会也如故“抗日救一火、规复东北”，而非马克念念主义：这再次领导我们，救国热诚是怎么指导了一批东谈主“走上立异谈路”，但也披露了二者的距离。

事实上，在确凿转向马克念念主义谈路之前，东谈主生经过的每一个站点都可能通向另一谈路（不一定是腻烦的，但是不同的），大家就此分谈扬镳。比如，郭琦另一位同学李斛在读了卢那察尔斯基之后，上涨要“作念一个无产阶层画家”，每天“跑到成都街头画那些他认为的无产阶层，像小贩、苦力、车夫、老花子之类的东谈主。画完之后，拿回寝室给大家看”。但李斛“并莫得走上立异谈路，仅仅一直都罢黜着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好意思学理念”，最终成为又名画家。

郭琦对我方阅读《成本论》历程的回忆，则为我们意会一个左翼后生如何学习马克念念主义提供了纯真案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马克念念的《成本论》，先是低能地翻了一遍，不解白。我就以为要用笨办法看。”他想起小时候家庭磨真金不怕火教他读《左传》的办法——“反复地念，反复地背，缓缓就懂了”，将之“发展了一下”，但愿借此读懂《成本论》：“某一句、某一段看不懂，我把它抄下来，然后，逐字逐句地去找来些材料比对着读。这样读起来就慢多了，但到我师范快毕业的时候，总算是勉拼集强把上册通读了一遍，写条记、摘录、记载疑难问题等等，下来或者有十几万字了”。

郭琦在《成本论》落魄了大功夫，然则，他我方理解，“对马克念念讲的那一套剩余价值的秘籍，成本的执行，成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历史趋势这些”，仍莫得“廓清的意见和暴露”。也许沿着这条门道下去，他也可能和李斛相通，成为又名有所专长的学者（那其实才是郭琦本东谈主的联想），而偶然“走上立异谈路”。事实上，彼时的郭琦还认为叶青“即是中国马克念念主义表面接洽实至名归的代表者”，而不知叶和共产党主张的分歧各异。他晚年反念念这段资历，说那时他对马克念念主义的暴露如故“浑沌的，迷糊的，我方都搞不廓清，也就莫得什么远隔智商”。不外这不料味着郭琦是个特例：那时仅仅对马克念念主义的念念想感兴味，而暴露“浑沌”“迷糊”的左翼后生比比王人是。

郭琦校长（中）与刘握生素质、金启华素质在西北大学校园。图源：西北大学官网。

“走上立异谈路”

要从一个左翼后生转向共产党东谈主，还需要更遑急的机缘：来自党组织的指导，这是栽培他东谈主生谈路的第三个因素。此时，一位最遑急的东谈主物登场了，即是车耀先。其时车是四川一师的磨真金不怕火，借注音象征促进会传习处为掩护，“通过平时在学校对同学们的不雅察，有选择地叫同学到他家去，说是究诘注音象征的问题”，执行上是宣传立异。车的陶冶颇有策略，主若是“讲国民党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分析国表里的大事，逐形势我们这些学生对国民党、对政府的格调就变得十分对立”；待时机纯熟后，才运行“谈赤军，谈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谈具体的共产党东谈主”。但车耀先永久莫得挑明身份，只给学生传阅左翼文艺作品，而不传播“确凿的马列主义表面著述，或者联系党的撮要文献之类的东西”；学生也只当他“是个资历丰富、颇有眼力的父老”，凡事向他请示汉典。是以，此时的郭琦等东谈主关于“马克念念主义表面的暴露”已经“浅薄、浑沌”的，“以致不解就里”。

关联词，按照郭琦本东谈主的看法，“确凿”使他对中共“有所暴露”，乃至“运行有强硬地去寻找共产党组织”的，如故“1935年8月暑假成都高中学生的军训”——这是将他推向“立异谈路”的第四个因素。那次军训的负责东谈主康泽的证明其实十分正面，“把职责如故搞得很肃穆，也能受罪。他能言出必行，真的即是和我们在军训本事日夕共处”，趁休息时期“找同学言语，推心置土产货讲应该怎么抗日”。他十分自律，在8月份的燥热天气里，“要么是并立军装，要么是并立中山装，风纪扣都扣着，一点不苟，严正得很”。“康泽本东谈主，包括他指导的那些东谈主，亦然和我们相通考研，吃相通的饭，同学们见到这些，不由得对国民党产生了好感，也有十分一部分同学认为国民党蒋介石不错带领大家抵御日本东谈主的侵扰”。

关联词康泽的极端在于有过之而无不足。他对学生大谈中国应该践诺法西斯主义，“一个国度、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首级”，不但“了无新意，大家都听得多了，反映平平”，以致还惹东谈主反感，“狡兔三窟”。关联词康泽“那么贤人、奋发的一个东谈主，硬是不懂这样小数浅近的道理，依然整天讲，整天讲，他几乎看不出来到终末大家都是一副不平定的情势了”。郭琦这样的左翼学生则以为这套道理，包括康泽请来的陈立夫、刘健群讲的那些东西“非僧非俗”，与马克念念主义表面比较，“实在是有些浅薄了”。

郭琦。图源：西北大学官网。

郭琦承认，康泽这些东谈主是确凿地“忧国忧党、殚精竭虑、积劳成疾”，“活命亦然简朴得很”，“你能说他都是假装的？”但事实上，却“没几个东谈主买他的账，失败得很”。那和康泽的判断极端联系，也和国民党的证明存关：说一套作念一套，把国度、民族都变成我方一党“私利”的“用具”——“这把戏，又有谁看不清呢。是以仔细想想，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批学生，有谁是天生的左派呢？还不是他国民党我方把我方的锅砸了”。

这番分析一口谈破，领导我们：历史的走向并不取决于任何抽象的“势必性”，而是历史行动者那些零破裂碎的具体行动。在其中，个东谈主的品行操守并不比念念想的潜入新颖更能打动东谈主，而一个组织的公信力，更是形成东谈主心向背的要津。昭着，这些都不算是“感性”的因素，但这也正好告诉我们，在历史接洽中，必须懂得尊重心理、厚谊的力量：哪怕仅仅一时的厌恶与反感，也可能鼓励一个东谈主的生命走向另外一端。因此，对历史起作用的，偶然都是那些“积极”正面的力量，有时那些“懒散”因素反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看起来像是“喜新”，实质可能不外是“厌旧”的证明。

决定历史走向的不仅仅心理，也有歪曲。晚年时的郭琦坦言，我方当年只以为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扰一再谢绝，“太胆小”，才加入救一火之中，既不知日本的兵力、国力，也不知谈“我们戎行的情况”，以致川军出川抗日，“穿戴芒鞋向前列，也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直到1943年见到日本俘虏，才知谈他们个个是穿皮鞋的。他说：“我，也包括我的同学们，对中国队列的了解，对日本队列的了解，从一运行，真实的情况即是莫得个啥领会”，只可看名义风景。“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回头来看，计谋道理深广，但对日常东谈主来说，只可看到的是戎行在一味地撤回撤回再撤回，失地沉。”关于中共确立的敌后抗日凭据地，多数东谈主也不知谈“以后是个啥情势”——“能有计谋目光的东谈主未几，我也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的历史

郭琦的口述涵盖的不仅仅他个东谈主的资历，亦然他和一多半志同谈合的一又友们的共同资历。他们都有一个从爱国粹生、左翼后生再到共产党员出动的历程。这个历程被多样因素所形塑：其中既有对国度死活的本能怜惜，也有马克念念主义表面在念念想上的蛊惑力，还有敌手极端的送分。他们的选择在很厚情形下是不自觉的，每一次选择都强化了之前选择的效应，但也可能成为走上另一条谈路的分岔口：即使是一个左翼后生，也无法保证就必定“走上立异谈路”。历史中充满了多样心理、歪曲、一时的懵懂、抵赖的瞎想，而当总共这些概略情因素在共同作用下，产生出一种“详情”的恶果，它就坐窝在告成者眼中成为一种“历史势必性”的解释。关联词，正如郭琦在口述中所说，当历史“还小”的时候，身在其中的东谈主其实并不知“以后是个啥情势”，莫得东谈主能计算将来。这是句磨真金不怕火话。“看不出来”，才是历史的常态；说我方能“三岁见到老”？——那是骄贵。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王东杰；裁剪：李永博；校对：王心。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宽贷转发至一又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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